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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法律體系的確立

       秦朝的滅亡使漢初統治者認識到法治改革的緊迫性,于是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上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法律體系的措施,適應了社會發展需要,為漢初社會穩定提供了重要保障,法律的治國功效也由此凸顯出來。

漢初立法的指導思想

  漢朝初年,經歷了秦朝暴政和連年戰爭,民不聊生、百廢待興,為了盡快穩定民心、恢復生產,以劉邦為首的統治集團,轉變立法指導思想,以黃老思想作為治國方略。黃老思想的特點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史記·曹相國世家》載:“(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凈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為漢相國,清凈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由此可見,漢初采用黃老思想作為立法指導思想取得了明顯成效,對穩定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漢初治國思想的核心仍是法家思想。學者金春峰在《漢代思想史》中將這一問題解釋得非常透徹,他指出:“漢初黃老思想,主張清靜無為,對秦代的嚴刑酷誅來說,似乎確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但是,它的實質仍然是嚴酷而毫不放松控制與鎮壓的‘法治’。它糾正與改變的是秦代對法治的濫用,而其法治的精神與立場,則是沒有改變的……漢初統治者在清靜無為的寬容面貌下,所嚴守不失的,正是黃老或法家思想的這個基本精神與立場。因此,‘漢承秦制’,不只是指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施政大綱,也包括秦代奉行的法家思想。”

漢初的立法措施

  首先,廢除秦朝酷法。“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十一月,召諸縣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從記載看,劉邦首先廢除的是秦始皇統治后期的嚴刑峻法。此后,孝惠四年“除挾書律”,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襖言令”,同時被廢除的還有沿用已久的肉刑等酷刑。
  其次,保留秦律之“宜于時者”。《晉書·刑法志》就明確記載:“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盜》《賊》《囚》《捕》《雜》《具》這六篇秦律均為漢朝法律所繼承。另外,據考證,《口市律》《均輸律》《史律》《告律》《錢律》等也都沿襲秦律。
  再次,根據需要制定新法。《九章律》制定后,“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這些新法律的創立,彌補了漢朝法律的部分空白,著重體現在對朝廷禮儀和對皇帝尊嚴的維護。新法中還包括名目繁多的令,如《宮衛令》《田令》等。
  總之,漢初的立法改革,是在總結秦律基礎上不斷進行的改進和完善,是與漢朝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有益舉措。從漢初開始的立法改革貫穿整個漢朝,對整個中國古代法制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漢初的立法成就

  首先,“約法三章”。漢朝最早的立法活動,可上溯至劉邦稱帝以前的“約法三章”,此為西漢立法的開端。雖然“約法三章”只是當時奪取和維護政權的策略性口號,但它也確實反映出百姓長久以來的愿望,得到了百姓積極擁護。
  其次,“作律九章”。公元前202年,劉邦又提出:“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由此可見,《九章律》就是在秦律《盜》《賊》《囚》《捕》《雜》《具》六篇的基礎上,又新增《興》《廄》《戶》三篇組成。《九章律》是漢初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具體內容已經失傳,但其與秦律之間的繼承關系十分明顯,并較之秦律又有所豐富和發展。以《九章律》為代表的漢律,以刑事為主,兼有斷獄、調整經濟、戶籍管理等多方面功能,是漢初鞏固和維護統治的重要工具。
  再次,軍事、行政、禮儀等方面的立法。漢高祖時,“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惠帝時,又命叔孫通增補漢律所未及的禮儀,完成《傍章》十八篇。此外,漢初也制定了一系列單行律令,如《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律》等。


漢初法律的治國功效

  漢初社會的種種現狀,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調和階級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統治者權衡各方利益,根據社會現實需要,用法律來規范社會發展,達到了控制社會的目的。以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為例,它將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結合,德刑并用,涵蓋了通行的刑法、民法、戶籍法、訴訟法、組織法、郵政法等28種律令,基本涉及了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比如,《田律》《戶律》中對土地與戶籍制度的規定,加強了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為漢初恢復經濟、發展生產提供了依據。在市場管理方面,加大了對集市交易和手工業者的管理力度,這在《市律》和《金布律》中都有詳細體現。在對基層組織的控制方面,國家嚴格管理各種簿籍,如宅園戶籍、田命籍、田租籍等。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國家也制定了諸多具體的法律條文,比如禁止打架斗毆、酗酒鬧事等。在身份控制方面,軍功爵制是漢初的獨特現象,《爵律》《戶律》《具律》等都有對爵位制的相關法律記載。另外,在《二年律令》中還提到了敬老制度、夫妻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家庭內部關系的規范等。由此可見,漢初法律控制系統已較為完備,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了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控制。
  楚漢戰爭期間,為了尋求更多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劉邦分封了大量的異姓諸侯王。建國后,又建劉姓諸侯王作為藩輔。漢初的政治形勢是諸侯國權力過大,周邊又有匈奴的威脅,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嚴格控制與約束,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二年律令·賊律》中就有這方面的詳盡法律條文,比如規定:“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其坐謀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來誘及為間者,磔。”另外,在《二年律令》中還有諸多防范諸侯王與懲治通敵叛國的措施,如《賊律》中就有關于危害國家安全、個人安全的犯罪及刑罰的規定;《捕律》中則規定了抓捕犯人的相關要求,其中特別提出對捕獲諸侯的間諜予以重獎。這些律令的制定,主要就是涉及朝廷與諸侯國的關系。
  為了穩固統治,在高祖及呂后時期還致力于從根本上鏟除異姓諸侯王,在討伐過程中,朝廷還不時策略性地頒布赦令,有效地將各諸侯王控制的地區以及臣民收歸中央朝廷的統治秩序之中,漢朝法律的治國功效由此得到了突出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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