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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鈞儒的法治精神

       沈鈞儒早在清末畢業于東京日本私立法政大學速成科,但1908年4月回國后一直從事政治活動,沒有機會做律師工作。直到1920年9月,他向廣州軍政府司法部申請甄拔律師身份,才領取了律師證書,并于1923年12月加入吳縣(今蘇州)律師公會,但這只是為日后一旦退出政界做準備。
       他真正開始從事律師執業是1928年。當年4月,他向國民黨政府司法部申請取得正式律師證書,5月加入上海律師公會。在當時,大部分人選擇律師職業是為了養家糊口,而沈鈞儒屬于為了伸張正義、主持公道。
       沈鈞儒有一句名言,“堂上一筆朱,階下千滴淚”。他對每一樁案件均認真審核,對于冤獄,更是反復閱卷,務求使受冤屈者得到勝訴。對于無力承擔訴訟費的人來找他時,他可以不要酬勞,義務辦案,甚至倒貼一些資金,如此聲譽使得他自1931年到1936年被捕入獄止每年都當選為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
       1933年6月,中華民國律師協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上,沈鈞儒代表上海律師公會,并征得浙江杭縣和江蘇吳縣律師公會聯署,向大會提交《本會應建議立法院制定冤獄賠償法案》。
       案文提出:“凡刑事被冤處刑,或被污遭判,以及無辜被訴……應酌量情形予以申明冤屈,賠償損害,或相當之救濟。”提案還明確指出了造成冤獄者應付的責任。
     但遺憾的是,該提案經大會一致通過后,轉呈政府,未被采納。直到1934年9月1日至6日全國律師協會第六屆代表大會上,全國33個律師公會代表一致認為,幾次建議政府實施冤獄賠償,均無結果,茲事體大,不作擴大有計劃的運動,殊難達到目的。
       這次大會決定組織全國律師協會冤獄賠償運動委員會,聯合各界人士,發起全國運動,沈鈞儒是被推選的該委員會的41位委員之一。1935年5月5日,該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沈鈞儒任會議主席,會上審查通過了《冤獄賠償法草案》、《冤獄賠償運動工作大綱》和《冤獄賠償宣言》。
      “草案”中詳細規定了冤獄賠償法律關系的成立,賠償的義務主體,賠償的對象,以及賠償的程序等,這是我國第一步旨在保障人權、實現國家賠償冤獄的法律草案。
       此次會議上另一個決定是,每年6月,由全國各地的律師公會擇日舉行冤獄賠償運動。在第一個冤獄賠償運動日到來時,沈鈞儒主持上海律師公會,負責活動的籌備,向新聞界、電影界、廣播界、黨、政、法、農、工、商、學、軍、警、婦女、宗教、自由職業各團體打招呼,請各界幫助支持。
       全國各地的其他公會亦一致推動,各地報紙或以時評,或以社論、評論,同情和支持冤獄賠償運動,一時間冤獄賠償的呼聲充溢全國,成為舉國關注的事件。如此帶來的改變是,1935年9月16日至20日,全國司法會議召開,這是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司法界召開的首次全國會議,沈鈞儒以上海法學院教務長的身份出席。
       實施冤案賠償制度,在這次會議上獲得通過,并轉送立法院立法,初步取得政府認可。1936年5月5日,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在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寫入了國家賠償制度的專條。國民黨中央決定,同年11月12日將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決定憲法施行日期。
       為此,律師界加緊活動,要求政府將完善冤獄賠償法規和憲法的實施結合起來。1936年6月上旬,上海律師公會召開第二屆冤獄賠償運動周大會,沈鈞儒任大會主席團主席,會上發表了他參與起草的宣言,并致電司法、立法兩院,從速制定冤獄賠償法。
       1936年5月31日,全國20余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和十九路軍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集會,宣告成立全國各國救國聯合會。聯合會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人發起組織。主要領導人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史良、陶行知等。這個組織極大地引起了國民黨的不安,他們認為這是共產黨“欲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分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之下,作卷土重來之機”,故視它為心腹大患,要采用各種手段除之。
       11月23日凌晨兩點半,幾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西探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偵探闖入愚園路桃源坊51號沈鈞儒的寓所。
       隨后,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陸續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7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使沈鈞儒完全被國人所知曉,名聲達到頂點。他無數次以律師身份不遺余力地營救營救政治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回憶說,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氣氛里,“有好幾位進步青年學生(包括有地下共產黨員在內),先后在上海和揚州等地被捕,我要求衡老以律師身份為之營救,他都毫不猶豫地去設法營救”。
       另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回憶說,他邀請沈鈞儒和張志讓二位著名律師商議營救兩個被捕革命同志時,沈鈞儒聽完情況后,搶先說:“兩個愛國的革命健兒讓他們非法抓去,哪行?一定要讓他們放出來,由我包了,你們放心。”
  中國人民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贏得了最終的勝利,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正當全國人民處于抗戰勝利的喜悅之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毅然發動了內戰。沈鈞儒、張瀾、黃炎培等民盟領導人和各界愛國人士為反對內戰而積極奔走。
  由于沈鈞儒積極支持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憤怒批駁國民黨制定頒布的違反法律、濫捕濫殺、蹂躪人權的法令,使國民黨當局無法容忍,把他列為特務重點監視對象之一,對其行動嚴密監控,企圖迫害。
  國共關系徹底破裂后,國民黨將民盟作為首要打擊對象,并強行解散民盟。民盟解散后,沈鈞儒說:“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國內不能公開搞,我們只有去香港!”1948年1月,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在香港開幕。沈鈞儒與云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開展了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大量活動,有力地支持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毛澤東親自致函李濟深、沈鈞儒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沈鈞儒、章伯鈞等冒著風險、喬裝打扮,從香港進入解放區。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沈鈞儒代表中國民盟發表重要講話。
  1949年10月1日,沈鈞儒參加了開國大典,同日當選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此時的沈鈞儒已是70歲的老人了,然而,他卻感到自己像青年人一樣充滿活力,他要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為入民多做工作。
  解放初期,沈鈞儒對于建立人民的法制體系,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作出了卓越貢獻。1954年沈鈞儒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工作,當第一部憲法草案公布后,他非常高興:“憲法,真正人民的憲法,決不是容易得來。”“我從前清以來,就從事憲政運動,在歷次運動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結果都是枉費心機。今天在黨的領導下,才見到社會主義的憲法,是真正人民的憲法,是真正民主的憲法。”
  1963年6月11日凌晨,沈鈞儒在北京與世長辭,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董必武、彭真等出席追悼會,董必武在致悼詞中指出:“沈鈞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中,特別是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從一個科舉出身的進士到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進而成為杰出的黨外共產主義戰士,沈鈞儒一生的軌跡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后世永遠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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